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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并没有去分析，产生效应的原因何在？根据何在？实际上，用周易的观点，这种效应产生于阴阳的失衡。
致信给院长池强，这厮依然置之不理。其后，我又多次去信询问，然而，至今依然是石沉大海。
10月13日，平政院给周树人送来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并要求他在文到五日之内答复。法治竟然倒退到远远不如民国乱世的地步，我真是感慨万端，五内俱焚。周树人支持学生的举动，斥责杨荫榆视学生如土芥，以大罚为儿戏。后来，我看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要求全国各级法院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限制受案范围。对新类型案件拿不准的，应当在法定期间先予立案，必要时请示上级人民法院，不得随意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维护公民的权益，不让公民成为有理无处讲的贱民，特别是在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官员利用公权的侵犯不得不寻求司法救助时，法院和法官理应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为公民主持公道，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公权的侵犯，这是法院和法官义不容辞的天职。六、该答辩谓本部原拟循例呈请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呈请免职。从这个意义上说，治乱循环不但是一种历史事实与历史现象，也许，它还是我们人类永远都不能走出的历史宿命。
另一方面，就是从学术的立场上看，把法学称为权利义务之学，也有问题，因为，权利与义务主要存在于私法领域，而在公法领域，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权力——虽然，公法领域也必然要涉及权利、义务。于是，关于法学的特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法学是权利之学。简而言之，法学关乎治与乱。它的基本含义是：法学重在维护、保障、救济人们的权利。
寻味之余，我不由得开始琢磨，法学呢？能不能也用两个字来概括这门学科的特质？ 在中国，文史哲源远流长，几乎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样悠久。那时候，市场经济需要法律，政治活动需要法律，社会生活也需要法律，因为，法制靠得住些。
比如，电影中那个打官司的秋菊，就从来没有要求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只是要个说法。到了２０世纪的５０、６０、７０年代，法学的风光不再，甚至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都岌岌可危。虽然人们都渴望有序，期待天下大治，但是，有序的状态并不等于理想的状态，比如传统印度的种姓制度、传统中国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制度，都是有序的，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它们都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甚至都可以归属于革命的对象。这种说法沿袭已久，当然有它的道理。
这个来自异域的学科，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还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不是原汁原味的、朗朗上口的本土词汇。天下大治既可能是良善之治，也可能是邪恶之治，因而，治有善恶之分。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 。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法学被视为阶级斗争之学，镇压、专政之类，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法学关键词。套用邸永君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法学最应辨明治与乱。
这样的说法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色彩，与走向权利的时代这样一个现代性主题可以说是遥相呼应。在一些流传下来的法学著述中，法学被称为权利义务之学。
这个论断的立足点，是把权利与义务确认为法学与法律的中心问题。法律的地位陡然上升，法学也再度成为受人追捧的热门学科。但在我看来，它还是有一些不足：一方面，它比较学术化，不是中国大众的日常用语，不大符合中国大众的日常表达习惯。２０世纪上半叶，法学一度成为中国的显学。相比之下，中国萌生出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才只有短短的一百年。据谢晖先生的《象牙塔上放哨》一书记载：在普通公众的意识里，法学等同于用绳绑人之学。
如果跳出价值论法学，如果跳出现代性的法学视野，我们就会发现，以权利来说明法学的特质，依然是不够味的——虽然它看上去很美。在冲破这些有序状态的过程中，无序与乱就产生了。
在本文看来，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在于促使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这样的民间表达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却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法学的最一般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开始生效。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形，公务员法第８２条第３款和第４款都势必流于形式。
为了避免引咎辞职条款在公务员法施行过程中逐步蜕变成一纸空文，立法机关还有必要更上层楼，引进公务员弹劾制，制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体系，并且进一步健全和改善对政府的实体性民主控制，其中特别重要的因素有两项，即宪法已经明文规定的（１）代议机构的监督权和（２）新闻报道的自由度。其结果，国家机器的操作很容易偏离公共目的，纲纪往往因乡愿而弛废，正式的官职岗位也逐步蜕化成私下交易的对象或者某种势力集团所固守不放的寻租地盘。这种压力会增强执政者的责任伦理，也会使某些人望而却步，从而改变社会价值取向的官本位畸形。但不能不指出，文官考试的障壁同时也有可能构成特权阶层的堡垒。
不言而喻，立法者的意图是要通过辞职和责令辞职的方式来调整官员正常退出机制、减少冗员、加快管理机构和各种职能组织的新陈代谢，从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以制度化的方式发挥鞭策和警示的作用，减少官僚阶层倦勤的习气。在企业，表现为科尔耐教授所说的预算制约的软化，国家父爱主义使管理层和职工都感觉不到经营失败的风险压力。
为了打破这样的家产制窠臼、防止政府官员因公私混淆而产生的腐败堕落，在中国建立的现代公务员制度，首先必须服务于整个国家以及全体民众的公共目的，而不能为结党营私留下任何方便之门。根据现代科层制研究的先驱者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框架，中国传统的官僚系统属于家产制的范畴，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类似私有物品的特征。
一般而言，凭借公务员考试、任命资格以及行政组织内部的严格纪律等一整套制度设计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官僚系统的非个人化和合理化。但不能不看到，这种压力也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导致官僚阶层对公务员法第８２条的集体抵制――很少有人引咎辞职，也很难让人责令辞职。
更重要的是，公务员法所正式确立的引咎辞职制度，在客观上已经否定了党政领导无谬误的神话，也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与权力禅让、政绩延续性相联系的官场潜规则的紧箍咒，有助于在借助程序理性迅速改变人事布置之后及时纠正过去的错误，化解民间的怨结不平之气，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局面。在政府，官员不必接受议会质询、不必直接面对民意的监控，只要朝中有保护伞就不必担心因工作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只要紧跟上司哪怕群众意见再大也还是可以不断升迁。结合时政并从责任科层制的观点来解读新近施行的公务员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８２条第３款（引咎辞职规定）和第４款（责令辞职规定）。行政活动的担当者都被视为君主的家臣或者天子门生，甚至上官与僚属之间也往往靠个人化的眷顾、服从、忠诚的特殊纽带来维系，例如曾国藩之于湘军将领。
各级官吏也必须恪守对事不对人的职务规则，超越个人信念和部门、集团的动机而以普遍性的国家利益为行动目的。公务员法的引咎辞职条款，实际上是往承包制的旧瓶里注入了问责制的新酒，使报应和制裁机制的开启自动化，不受个人化特殊关系的羁绊。
这部法律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表明，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来加强对官吏守法性的监控，提高行政活动的效率。如果没有这些配套要件和制度性保障，引咎辞职条款就很难有效地发挥作为激励装置的功能。
公务员的身份保障难免导致躺在过去的成绩上吃老本、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惰性以及在官官相护过程中不断趋于严重的行政低效。按照承包原理追究责任者的做法虽然不无效果，但往往受阻于个人包办和相互包庇的黑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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